大量明星缺席，人們的關注點能且只能集中在電影本身，這對威尼斯電影節而言何嘗不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圖為《法拉利》劇照。

　　■本報記者 柳青

　　李安為梁朝偉頒發今年威尼斯電影節的終身成就獎，一時間，李安那句“梁朝偉是所有導演的夢想”遍傳社交網絡。多虧了慈眉善目的李安和兩鬢斑白的梁朝偉這一對“老伙計”，低調到幾乎被忽視的威尼斯電影節得以回到中國觀眾的視野。即便如此，在中文互聯網絡社區掀起新一輪對梁朝偉演技的花式贊美和討論中，仍然沒有太多觀眾有意識地關注到，梁朝偉拿這個終身成就獎的時機是特別的——今年是第80屆威尼斯電影節，對于一個電影節而言，本該是頗為隆重的慶生。

　　這幾年的威尼斯電影節并不“高冷”或“落寞”，事實上，它的活躍度有可能超越了戛納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2020年，在整個歐洲幾乎所有的公眾文藝活動轉向線上時，威尼斯電影節是那年唯一照常在線下舉行的大型影展，那年的金獅獎影片在幾個月后拿下了奧斯卡最佳影片。去年此時的威尼斯電影節因為“甜茶”提莫西·查拉梅穿著一襲猩紅露背裝走紅毯，制造了一整年里最轟動的電影事件，“甜茶”主演的競賽片《骨及所有》遭遇的影評群嘲輕而易舉被粉絲狂歡的海嘯所覆蓋，“愛豆哥哥”和愛的供養者們給一個老牌電影節注入了一言難盡的活力。

　　今年對于威尼斯電影節而言，特殊之處不僅在于“80屆”這個非一般的節點。回望十年前的2013年，接替馬克·穆勒出任電影節藝術總監的阿爾貝托·巴巴拉對選片策略作出重要調整，為了避免讓威尼斯的入圍影片成為“戛納二線”，他把選片傾向了以奧斯卡為中心的北美頒獎季重點影片，這年作為開幕片的《地心引力》幾個月后得到奧斯卡最佳影片，從此，威尼斯電影節被公認為“奧斯卡的最前哨”。這個策略的直接后果是極大地豐富了初秋時節麗都島上的“星光”，威尼斯的“含星量”顯著提高，而且有年年水漲船高的趨勢。去年“甜茶”的粉絲把麗都島的碼頭和街巷擠得堪比嘉年華，不夸張地說，被好萊塢星光助長的粉圈，占領了“老先生們”的電影節。

　　如果沒有好萊塢愈演愈烈的演員大罷工，今年大慶80屆的威尼斯電影節在計劃中會迎來星光熠熠、粉圈狂歡的小島盛事。原定的開幕片是盧卡·瓜達尼諾導演的《挑戰者》，由好萊塢當下最炙手可熱的年輕女演員贊達亞主演，她要扮演一個從球員轉型為教練的網球奇才，她的跌入競技狀態低谷的丈夫將在競技場上遭遇曾是她前男友的過氣運動員。其實這電影的內容不是重點，情場球場場場三角戀的狗血關系能引發的話題，遠不如人稱“定（紅）毯神針”的贊達亞拋頭露面所能掀起的社交網絡狂潮。誰料想，轟轟烈烈且難以收場的好萊塢演員罷工打亂了影片公映的節奏，片方不僅從威尼斯電影節撤片，更是一鼓作氣地把上映檔期延后到明年春季檔。

　　阿爾貝托·巴巴拉在八月底的一次采訪中以類似劫后余生的口吻說，他設想過最糟的狀況是所有入圍的好萊塢電影——蘭斯莫斯導演的《可憐的東西》，大衛·芬奇導演的《殺手》，邁克爾·曼導演的《法拉利》，布萊德利·庫珀自導自演的《音樂大師》——都不得不撤片，結果最后撤片的只有《挑戰者》，在他看來已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憐的東西》的艾瑪·斯通、馬克·魯法洛和威廉·達福，《殺手》的邁克爾·法斯賓德，《音樂大師》的庫珀和凱瑞·穆里根，還有《法拉利》的亞當·德萊弗，這幾部影片的主演集結了構成當下好萊塢中堅力量的老中青三代演技派，如果這些人不是因為罷工而歇業，那么這一屆威尼斯影展的紅毯秀大概率能“艷壓”奧斯卡。

　　明星缺席當然少了熱鬧，少了話題，以至有許多攝影記者哀怨于“無所事事”。但專欄作者和影評人們仍兢兢業業地看片寫稿，在花邊和是非無法被炮制的環境里，人們的關注點能且只能集中在電影本身了，這對電影節而言何嘗不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設想一下，艾瑪·斯通若是按計劃出現在威尼斯，圍繞著《可憐的東西》鋪天蓋地的議論將是“她有沒有可能再拿一次奧斯卡最佳女主角”，至于她到底演了什么反而是次要的。而此刻因為沒有演員在場，流言和揣測失去了土壤，評論聚焦于影片的內容和主題，罕見嚴肅地討論著這部改編自1980年代邪典科幻的電影怎樣勇敢地探討了主流電影不敢碰觸的“成人”的領域，包括成年人的欲望想象以及對衰老的恐懼。

　　類似的還有《音樂大師》，這部電影拍攝時在美國激起千層浪，只因為不是猶太人的庫珀扮演了猶太人伯恩斯坦，而且還為了角色裝了個很帶猶太刻板印象的夸張大鼻子。但隨著明星的隱身和沉默，觀眾也就意識到演員和角色的身份落差不重要，假鼻子這種道具不重要，電影所展開的關于藝術和藝術家的代價更值得討論。

　　卸任的愛丁堡影展藝術總監莉奇·弗蘭克在今年清靜下來的麗都島上直言不諱：“好萊塢明星的缺席恰恰讓電影節冷靜下來，自省什么才是一個電影節的核心能量。”她回顧了自己任上感觸最深的兩件事。其一是向雅克·塔蒂致敬的默片動畫《魔術師》在愛丁堡放映，這部電影的形式決定了它沒有任何“巨星”可以依靠。但愛丁堡電影節成功地把這部看似小眾的、充滿鄉愁色彩的特殊動畫片的放映做成了一場能讓觀眾沉浸式參與的“事件”，影展把放映影院布置成電影里的底層雜耍劇場的模樣，走遍蘇格蘭尋找了電影里刻畫的那群在現代社會行將消逝的雜耍藝人們，邀請他們在電影放映現場表演，并且以“當事人”和觀眾的雙重身份參與到影片內容的討論中——真正的主角應該是電影和電影刻畫的人們。另一樁給她帶來極大震撼的事件是寶萊塢演員沙魯克·汗在愛丁堡的露面引發的狂歡，“同樣的場面我以前只在披頭士演唱會現場看到過。這讓我反思，我們默認的電影文化是不是太以好萊塢為中心了？這次罷工讓行業反思，策展和輿論是否應該把視線放到好萊塢之外？去好萊塢中心的電影世界是不是別有風貌？”

　　梁朝偉引發的這一波對東亞演員的愛慕，某種程度正是印證了上述的思考——去好萊塢中心化后，發現電影另有一番的“風景這邊獨好”，才是電影節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