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繁花》劇照

　　黃望莉

　　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適逢經濟快速增長時期，處處是機遇與希望。青年阿寶在高人“爺叔”、“夜東京”飯館老板玲子與外貿公司職員汪小姐的鼎力協助下，快速成長為黃河路上無人不曉的寶總。然而，隨著神秘女子李李與她的新式飯店“至真園”空降這條街，以及深圳股市“過江龍”強總的加入，寶總原本決勝千里的事業變得動蕩驚心，他與身邊人的關系也經受著前所未有的考驗。

　　由金宇澄同名小說《繁花》改編的電視劇正在CCTV—8黃金強檔熱播，并在騰訊視頻上線普通話和滬語兩個版本。一時間，劇集連同摘得“五個一工程”獎及“茅盾文學獎”的原著再次點燃了公眾的話題，和對那個時代的記憶。

　　敘事的“留白”與“互補”

　　作家金宇澄對《繁花》書名曾作注釋：“繁花就像星星點點生命力特強的一朵朵小花，好比樹上閃爍小燈，這個亮起那個暗下，是這種味道?！睂鹩畛味?，《繁花》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必然不會全盤復制原著，“它是一個新的生命”。對于“新生命”的鍛造，導演王家衛以故事的里和面作為改編的遵循——作品表面是飲食男女，里面是上海歲月、時代變遷。

　　電視劇《繁花》也正是在此敘事邏輯點上對那個時代及時代下的小人物展開描摹。劇集中的“繁花”帶有兩個層面的意蘊，一則是劇集與原著之間互為“補寫”與“留白”，影像在故事上豐滿了文字的留白，而劇集的未竟處召喚著觀眾去原著中尋找答案、互為參照。這種創作手法在電影中常見。另一重“繁花”之繁或許在“王家衛電視劇”的作者屬性里暈開。此次，導演放棄以往電視劇線性敘事的慣性，采用了多線敘事，在人物與人物之間搭建起敘事關聯，以補充原著中需要填寫的“留白”。

　　王家衛的劇集“首秀”《繁花》依然讓人能清晰地感受到“王氏”高度風格化的鏡頭語言和雙時間線交叉敘事。這部劇集在原著基礎上去繁就簡，將故事集中在“阿寶”的身上，習慣于第一人稱敘事并不斷地將故事來回穿插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人物關系的前因后果關聯，也道出了上海作為前沿城市的時代浪潮。

　　劇集難能可貴之處，在于以王家衛式的影像再現那個時代的景觀之時，也大量地插入了紀錄片段，真實的時代感撲面而來。至此，《繁花》以果敢而又激昂的敘事節奏引領觀眾走過時間的長河，劇情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轉折，與角色內心的變化相互呼應，使得故事既富有懸念，又富有深度。

　　“上海性”人文景觀的再造

　　觀劇前對于王家衛導演的期待與疑慮并存?！痘幽耆A》中的上海與1990年代的上海各自在他的鏡頭下該有何區別？顯然，這部劇集延續了《花樣年華》中的高對比度光影的營造和飽和色塊的大量使用，黃河路上過于密集的霓虹招牌無不昭示著交錯迷離的觀影體驗。然而，客觀來看，由于整個劇集有著明晰的故事底色，王家衛讓人物的旁白和對白在吳儂軟語“嗲來兮”的臺詞的機鋒下，展現了激烈的商戰博弈。

　　劇集《繁花》用極致的匠心營造“上海性”，并將之放大和精致呈現。

　　首先是采用了完全真實地名的使用。如敘事的主要街道“黃河路”“進賢路”等，以及隨劇情推進轉場到的外灘27號、臺詞中時不時提及的西康路101號等，無不透露出濃濃的時代感和大上海在時代變革之初的獨特性。

　　其次，劇集在前幾集里除了主要交代時代變遷的故事背景，更為重要的是交代不同的人物性格和職業特征，以凸顯角色所獨有的上海氣質。胡歌飾演的阿寶和唐嫣飾演的汪小姐人物線索非常明晰，不用贅述。而劇集中最具有敘事魅力的應當是馬伊琍飾演的玲子和游本昌飾演的“爺叔”。玲子作為相對精明的女性形象，在阿寶的眼里，更是救命知己、有“俠氣”的女人。“爺叔”是上海人對尊敬的長輩的統稱，放在這里作為一種上海特有的、代表了傳統上海經商人物的氣質，是非常具有時代意義的文化符號。當然，李李作為新興的商業代表、新興的商業勢力，進入到這一敘事空間，她所在的“至真園”也就與她的形象一樣，成為經典空間和流動的人際關系中的“異質”。

　　上海趣味中投射上海精神

　　上世紀90年代的上海作為時代發展的前沿，其過往歷史再度登場，以“爺叔”為代表的舊時記憶再度引導了新一代“弄潮人”阿寶，他們的日常生活趣味體現在上海的美食描述、中西合璧的道具陳設、海派建筑與室內空間的呈現上。在這部劇集里，王家衛再次將鏡頭對準人物、對準光影中的蕓蕓眾生。

　　在《繁花》的鏡頭里，充滿年代感的上海弄堂，車水馬龍的黃河路和南京路，都被細膩地捕捉和呈現，真實地描繪出了滬上弄潮兒女敢拼敢闖至真至誠的奮斗精神。比如導演采用了獨特的剪輯手段和敘事方式來表現人物內心情感、強調某些細節，營造出了全新的視覺效果和觀劇氛圍。而在展現阿寶在商場中的沉浮和糾結時，快速抽幀的剪輯方式，將阿寶在不同場合下的表情和動作進行拼接，從而展現出他內心的掙扎和矛盾。這不僅增強了劇情的緊張感，也讓觀眾更加深入地理解了阿寶這個角色的復雜性。

　　此外，以和平飯店為代表的上海融匯中外風格的裝飾藝術，映襯出精致的日常生活；圍放在六碟小菜中的上海泡飯、上海本幫菜青魚禿肺、紅燒劃水等對上海美食的描述，既出現在時尚飯店中的決勝于千里之外的商戰故事，又在市井生活中。及至滲透在劇情細部的畫面和臺詞——豆漿加串在筷子上的油條、朱家角的豆腐、崇明的米糕、杏花樓的定勝糕等等，在劇中兼具地域飲食文化的知識普及，也融入人物命運糾葛和此起彼伏的時代畫卷之中。這時而幽暗、時而光輝的城市記憶，正是導演王家衛著力描摹和追求的趣味。

　　無論是同名小說，還是劇集《繁花》，上海風貌是這兩者共同的創作價值取向。小說和劇集準確地抓住那個時代下這群人真實的風貌表現，也展開了一幅生動鮮活的市井生活畫卷，藝術化地詮釋了“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上海城市精神。

　　文字有文字的優勢，影像有影像的力量。無論是金宇澄筆下的《繁花》，還是王家衛鏡頭下的《繁花》，它不僅是一部展現上海繁華昌盛背景下的人間紛爭的作品，更是一部在視聽語言和制作手段上實現突破與創新的佳作——在成功還原了原著小說精髓的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ㄗ髡邽樯虾騽W院電影學院教授、電影與媒介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