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家認為，電視劇《繁花》站在嚴肅文學的基石上，開拓了國產劇創作的美學新體驗，讓“上海的優秀作品”與“優秀作品中的上海”融為一體。圖為劇照。 （劇方供圖）

　　■本報記者 王彥

　　“孤品、奢侈品、極品”“炸彈、烈酒、絕響”——談論一部電視劇，京滬專家接連拋出極致的詞。某種角度看，這些鮮少出現在研討會或國產劇評論范疇的詞，恰恰表明這樣的作品可能沒有同類，堪稱一朵“仙品”“奇葩”。

　　昨天下午，電視劇《繁花》研討會在京舉行，會議由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和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聯合舉辦，主創、平臺、學界等齊聚。劇集本身引發的熱度無需再贅述，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影視劇紀錄片中心副召集人夏曉輝援引多個平臺數據后總結說：“這部劇的網絡熱度出現‘斷層式’領先。”劇集以外，無論是它所觸發的沉浸式文旅消費持續升溫，抑或旅游流量轉化為進一步撬動文化價值的杠桿，“《繁花》溢出效應”是許多專家提及的關鍵詞。

　　在與會者看來，《繁花》站在嚴肅文學的基石上，開拓了國產劇創作的美學新體驗；它讓“上海的優秀作品”與“優秀作品中的上海”融為一體；它與“新時代精品工程”系列中的其他優秀國產劇一起綻放在文藝百花園，共同反映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

　　時代成就了繁花，生活塑造了演員

　　熱度之外，該如何定位《繁花》在國產劇中的位置？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著名文藝評論家仲呈祥從滬產電視劇的發展長河里找到脈絡。

　　30年前，黃蜀芹導演的《圍城》引發萬人空巷，那是中國電視劇自覺汲取文學營養的杰出代表，為電視劇如何求問文學開辟了新經驗。30年后，《繁花》開在電視劇界紀念改革開放的劇集序列中。在已經擁有《大江大河3》《縣委大院》《大考》甚至《人世間》等精品后，“對于改革開放，電視劇該如何書寫它、再現它，還有沒有新路可走，還能不能另辟蹊徑，這是一個課題”。仲呈祥說，上海這次拍出了《繁花》，再一次提供了新經驗，如何闡釋時代的美學上的新經驗。

　　“時代成就《繁花》。”夏曉輝說，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劇里，沒有時代的加持，阿寶就不會成為寶總。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南方談話”發表，我國外貿出口高速增長，滬深兩地證券交易市場興起，外匯并軌，浦東開發，入世談判開啟……這些若隱若現的背景，正是人物與故事互相成就的基礎。▼下轉第六版（上接第一版）而在劇外，“或許也正是在當下的新時代，《繁花》原著才能獲得茅盾文學獎，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主創才有信心在電視劇領域大膽突破、盡情揮灑，騰訊等出品方才有決心與魄力為這樣一個‘非常規’的項目投入高成本，觀眾也才能看到一部前所未見的作品”。

　　時代讓國產劇創作者敢為一部作品傾注“非常規”的投入。而對一個劇組的方方面面創作者來說，一次非典型的創作經歷，或許正在重塑他們的創作觀。

　　作家金宇澄至今記得與導演王家衛的見面之初，他陪導演看上海。在類似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作家親見導演對廣場舞人群、公園里孩子、一棟棟石庫門建筑的高度在意。“他拿著100張石庫門照片讓我挑10張最有特色的，我說看多了眼花。但王家衛導演不怕煩，他能精準辨別出每一張的細微區別。”那些日子里，他了解王家衛的創作思路與理念，包括他對物品細節的堅守、對真實還原的極致追求，以及對“回看過去”的迷戀。金宇澄借用威廉·福克納的一句話來表達王家衛與自己的相似：“人是背向坐于快速奔馳的車上，看不清未來……過去是唯一清晰穩定的可見部分。”“保存過去的人生，保存過去的色彩。在這一塊他和我本身的文學理念是非常相合的。”

　　許多主創對王家衛獨有的“沉浸式”創作記憶深刻。編劇秦雯和導演剛見面，王家衛發問：“你覺得李李是站在至真園幾樓的什么位置看著阿寶？”秦雯犯了難，畢竟連情節都還沒編，角色站位那是下一步才會考慮的事，“但后來我知道，他是用三維的方式讓我代入到畫面中”。

　　演員胡歌也有同感，王家衛是個善于啟發演員調用自己生命體驗的導演。故事里，阿寶和汪小姐奔跑在南京路上，小汪的包掉落、俯身撿拾之際，阿寶駐足回望。那一刻，夕陽照射過來。布光時，導演特意關照胡歌，你望過去的小汪可能并不是小汪，也不是雪芝，“你看到的是回不去的那一段記憶”。那場戲，胡歌形容自己仿佛回到童年，看著媽媽牽著一個小男孩……當導演調用演員現實生活中最深的情感，替換角色的情緒，“剎那間我眼淚就繃不住了”。

　　國產劇審美的煥新，彰顯了上海的氣質

　　《繁花》是有鮮明上海屬性的。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毛尖從《繁花》里視覺的上海與聽覺的上海疊加，感受到了時代的現實感和戲劇感交相輝映。以汪小姐為例，初看前兩集，難免會覺得她過于“嘰嘰喳喳”。但隨著劇情推進，看到從泥潭中走出來的汪小姐，再次用她特別明媚的聲音說話走路，毛尖覺得有種幸福感油然而生。“這個女孩就像上海話一樣，最初是一種身份聲音，但在故事的推進中，她的聲音變成了節奏和性格，快節奏高分貝話語變成馬不停蹄的生活速率，一種滬語的輕搖滾。這種抒情搖滾感，既升級了上海話，也升級了南方美學。”

　　《繁花》更是國產劇中的花開新枝丫。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教授尹鴻將《繁花》與《漫長的季節》并置，認為這兩部作品對中國的劇集，都實現了審美上的提升。“它們都超越了大眾電視劇僅僅是講好一個故事的階段，開始追求更高的審美境界，有更豐富的審美意蘊，所以才能被廣泛討論。”

　　正因為有著審美煥新，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王一川和北京大學電視研究中心副主任呂帆不約而同用古典詩文來描繪他們心中的《繁花》。呂帆為劇中含蓄的情感稱道，“回歸了《牡丹亭》中的古典深情，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王一川則從劇中看見了“流溯之美”，“它透過電影和電視劇、寫實和寫意、時代和跨時代、正劇和喜劇、個性和象征、進取和鄉愁等方面的間性組合和交融，合力形塑出一種聚焦于上海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之美，即‘流溯之美’。”

　　在評論家看來，那是與《詩經》一脈相承的氣韻，“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一邊想向下游走，一邊又想向上游回望，這種流溯之美彰顯了上海的氣質。“上海是現代化和現代性在中國率先發端并向全國輻射的城市，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領頭雁’。她可以凝聚世界現代化視野中的中國式現代化景觀體驗，以及對于中國式現代化中新時代文化的新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