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一伊

　　紀錄片《煙火人間》，自從在平遙國際電影展開幕首映就成了一部有“問題”的電影：形式的問題、主體性的問題、作者的問題、著作權的問題、媒介的問題、美學的問題……諸多疑問和討論交織，一方面驗證了它作為中國第一部由短視頻剪輯而成的“豎屏”電影的實驗性、當下性、豐富性；另一方面似乎又過早地將其帶入了學術討論的范疇，從而忽略了這部電影十分樸素的本質——一部能夠真正讓人再次“看見”他人、“看見”勞動、“看見”生活的作品。

　　許多人對于《煙火人間》“電影性”的質疑源于其對短視頻的重新剪輯：短視頻每人每天都能免費看，憑什么剪到一起就成了電影？這部電影給我的觀感恰恰印證了它對電影藝術邊界的探索在某種意義上是成功的——對短視頻內容的集合和蒙太奇剪輯、電影的大眾性以及影院的放映環境，共同帶來了一種全新的具身體驗和審美邏輯，把高度碎片化、娛樂化的短視頻所吞噬掉的“現實感”重新帶回了銀幕。

　　不可否認，人們或多或少在短視頻中“看見”過這些博主的視頻，但它們往往是巨大的娛樂系統的一隅，是“電子榨菜”，是“他者奇觀”，幾乎從未以生活的“真實面貌”呈現自身。在短視頻的世界，創造新梗才能流行，千篇一律就令人煩躁。但在《煙火人間》里，重復性通過混編而再生，當人們在橫屏中同時看到五個豎屏，每一屏都是在不同的山河道路上開車的卡車司機、都是來自不同棉廠的女工相似的笑臉時，一種超越娛樂的社會感知才得以形成——個體形成人群，繼而找回主體性和敘述的權利。

　　從《煙火人間》里截取任何一個豎屏在短視頻中復現，觀眾“看見”的都可能只是個逗樂的“精神小伙”。但在電影中，當五個不同的“精神小伙”被拼在同一畫面中，以相似的邏輯進行自我拍攝、講述和表演，形式的轉變讓短視頻的“迷因”變得陌生，我們得以重新捕捉到生活和勞動——不只是精神小伙、不只是獵奇奪眼球，而是建筑工人、棉廠女工、卡車司機、漁民、水稻農，以及他們生機勃勃的生活本身。

　　用最簡單直白的話來說：短視頻大概很少能讓人真正感嘆“原來還有這樣的一群人在過這樣的生活”，但《煙火人間》做到了。作為電影且只能作為電影，《煙火人間》力圖通過集合個體的自我敘述來沖破不同人群、階層之間的避障，重新讓多元的生活被“看見”，也由此回應了文化研究者雷蒙德·威廉姆斯的經典論斷——文化即日常生活方式本身。

　　這種生活本身鮮活蓬勃的力量，就是這部電影最動人的地方，也是人們廣泛認知中的“電影作者”——一種在大多數時候嘗試以自我的視角去理解和闡釋他者的創作者，總是夢寐以求的“現實感”。在近年來大量涌現的現實題材故事片中，對所謂社會現實的些許把握在戲劇性處理的包裝下已經彌足珍貴，而《煙火人間》幾乎是完全依靠現實感本身的生動鮮活來吸引人們進入影像的。

　　盡管主創已經在剪輯中盡可能地突出故事性，《煙火人間》里還是少有連貫的戲劇性和戲劇沖突，取而代之的是短視頻作者自己在生活中找到并記錄的妙趣。其來源無非是貫穿影片的“衣、食、住、行、家”，卻在最日常的煙火氣中展現出非常豐富的層次和趣味。這在當下任何現實題材的影視作品中都十分少見。影片所聚焦的人群與大多數觀眾熟悉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樣，但每個人觀影時在情感上又能與其如此親近。可見生活不僅是最好的戲劇，更是我們真正看見、理解、共情他人的通路。

　　此時，如果再回到關于影片的諸多“問題”，我們大概能夠更加帶有反思性地去接近它們：電影作為“藝術”的邊界是什么？我們對電影作者的“精英”身份是否有預設？勞動者能否成為作者，又如何成為電影作者？如果說勞動者作為短視頻作者已經被廣泛接受，那么由509位勞動者共同作為“電影”作者的問題又在哪兒？當我們否定這部影片的藝術性和創造性時，是在否定什么？

　　答案當然不是確定的，迷思也可以慢慢討論，影片里其實還有很多通過剪輯而生成的符號和隱喻，也等待觀眾自己去影院找尋。但是，如果我們暫且拋卻對形式的猶疑，專注于從中“看見”生活的實踐者和講述者，或許就能夠發現，即便真的不經修飾，煙火人間也已足夠動人。

　　1月15日，我參加了《煙火人間》在電影資料館的放映。有一位小學生在映后發言：“我周末常被家附近的裝修聲吵醒，總是很生氣、想罵他們，但我看了電影，才知道了原來建筑工人是這樣工作和生活的，以后我不會再隨便罵他們了。”最簡單的感言也最動人。《煙火人間》讓快遞員、外賣員、工人、農民、漁民的生命故事、勞動和生活變得可見，不再只是軟件里被監控的小圖標或事不關己的“噪音”。我想，在人們習慣了算法、消費、數字、系統的今天，或許不是這些生活有多么需要“被看見”，而是我們應該重新學會“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