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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器物考古到聚落考古，再到科技考古、多學科考古，35年14次考古，為我們勾勒出5000多年前凌家灘先民的生活圖景，在中華文明探源中寫下重要篇章。

　　5月7日，安徽含山縣，凌家灘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式揭牌。同一天，第二屆中國凌家灘文化論壇開幕，200余名考古界專家學者齊聚，研討凌家灘遺址考古新發(fā)現及其重要意義。

　　凌家灘是一處距今5800―5300年的新石器時代中心聚落遺址。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村落，到融科研、教育與文旅于一體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離不開考古人持續(xù)30多年的努力。14次考古，多位考古人通過手鏟一點點為我們揭示出這個古老文化的生動面貌，在中華文明探源中寫下重要篇章。

　　1987年6月，一個5000多年前的古老遺址被意外揭開

　　1985年冬日的一天，安徽含山縣長崗鄉(xiāng)凌家灘村村民在挖掘中發(fā)現了許多石器、玉器。當地文化站站長李余和立即報告了文物部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派專家前來調查，并于1987年6月進行了第一次試掘。一個5000多年前的古老遺址就這樣被意外揭開。

　　遇到凌家灘時，1975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yè)的張敬國從事田野考古已有10多年，跑遍了淮河兩岸與長江南北。遇到凌家灘后，他的名字便和它綁在了一起。從1987年至2007年的20年間，凌家灘進行了5次考古，張敬國都是領隊。

　　張敬國記得，那時長崗鄉(xiāng)還未通汽車，“從太湖山走到長崗鄉(xiāng)還有5里路，我們扛著幾十斤的行李走了兩個小時。大家住在鄉(xiāng)政府對面的招待所二樓，沒有自來水和衛(wèi)生間，在鄉(xiāng)政府食堂搭伙。鄉(xiāng)政府距考古工地也是5里路，每天來回4趟，一天要跑20里。”

　　第一次發(fā)掘面積其實只有兩個探方、50平方米。但由于文化層較淺，揭去耕土層和很薄的漢代堆積后，很快便發(fā)現了早期墓葬。后來命名為87M1的墓葬中，首先發(fā)現了3件國寶級文物“站姿玉人”。見過這3件玉人的考古學家王仁湘忍不住寫詩表達心中的喜悅：“問問你，知是誰？方方頤，彎彎眉；平平冠，腰緊圍；手捫心，目睽睽；端端立，衣如水……”

　　玉人以淺浮雕技法制成，體態(tài)比例勻稱，是我國已發(fā)現的時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人體玉雕。玉人身上的冠帽、裝飾，表明先民們已經掌握了紡織技術，懂得儀表美。祈禱的姿勢，表明當時已有遠古崇拜活動。隨葬玉人是一種代表身份地位的高等級禮制，說明那時的聚落已經有一定的禮儀。它體現的技術和審美，改變了大家對巢湖流域5000多年前古人生活的認知。

　　接下來，三角形刻紋玉片、精致的玉勺等出土玉器讓人應接不暇，當然，最令人興奮的是在其他遺址從未見過的刻紋玉版和玉龜。當時玉版只露出一半，另一半夾在玉龜下面，玉龜分成了上下腹甲，腹甲做得非常逼真，在上下龜甲之間有幾個孔，應該可以用繩子拴上。玉版兩面均拋光，正面刻紋，中部一小圓，內琢刻八角形紋，小圓外琢磨一大圓，大小圓之間以直線平分為8個區(qū)域，每個區(qū)域內各有一條圭狀紋飾。“這是非常重大的考古發(fā)現，古人的精神世界就這樣直觀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可能在5000多年前就已經形成了。”張敬國說，“直到今天，對玉版和玉龜的討論還在進行著。”

　　這次考古結束后，在當地舉辦了3天的小型成果展，讓當地村民和附近十里八鄉(xiāng)的人“一飽眼福”。還有人專門從合肥趕來，凌家灘從未那么熱鬧過。

　　1998年重啟的凌家灘第三次考古，被評為當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這次考古收獲巨大，探明了以凌家灘遺址為中心、半徑約2公里的范圍內分布著6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和1處大型墓地。尤其是在凌家灘墓地中心的最高處發(fā)現祭壇一座，面積約600平方米。一個布局完整的史前文化遺址日漸清晰。

　　5次考古發(fā)掘，發(fā)現大型祭壇1座，墓葬68座，出土玉器和玉料1100余件……這是很多考古人夢寐以求的驕傲。“凌家灘玉器、紅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這些特殊玉器群的出現與廣為流行，并非偶然，它是中國早期文明形成的一個重要標志。”張敬國說。

　　從2009年開始，凌家灘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吳衛(wèi)紅從1998年開始和張敬國一起在凌家灘考古，對2000年和2007年的兩次考古如數家珍。“前5次考古成果可以說是耀眼的紅花，但還需要更多綠葉來支撐。考古解決了一些問題，也帶來更多未解之謎，比如凌家灘人的衣食住行如何？這里和周邊是什么關系，是一枝獨秀還是眾星捧月？如何構建一個區(qū)域的社會圖景？陶器分期、年代、環(huán)境的分析缺一不可。我們需要了解遺物與遺跡的關系以及社會發(fā)展的動因。”

　　從2008年開始，吳衛(wèi)紅成為第二任領隊，在凌家灘實踐了從器物到聚落的考古方式的轉變。他用“不精彩、很基礎、很扎實”來形容自己2008年到2017年這十年的工作。“先是方圓5平方公里，后來擴大至二三十平方公里，遺址的主要分布范圍用5米間距進行廣泛鉆探，外圍文化堆積稀疏區(qū)為10米間距，更外圍是20米間距。只有進行全面調查，才能發(fā)現以前沒有的線索。”

　　這是最笨的辦法，也是最踏實的辦法，術語稱之為“不留空白式”區(qū)域調查。這種調查需要充足的人手。于是，吳衛(wèi)紅在網上“廣發(fā)英雄帖”，公開招募志同道合的考古人，主要是各高校考古專業(yè)的學生。如今，這也成為業(yè)內公認的行之有效的操作方式。“每次10個人左右，持續(xù)進行了8次區(qū)域系統調查，基本摸清了這個區(qū)域的聚落遺址分布和考古文化分布，知道了凌家灘文化不是無源之水，它與同處長三角地區(qū)的崧澤文化、北陰陽營文化一脈相承，也知道了它對良渚文明的影響。”

　　2008年至2013年的考古卓有成效。對凌家灘及周邊400余平方千米進行的區(qū)域系統調查，發(fā)現近20處小型聚落，年代大多略早于凌家灘，反映出明顯的聚落集中趨勢。在此基礎上對凌家灘及周邊10個遺址進行全面勘探，勘探面積超過200萬平方米，發(fā)現了內外兩重環(huán)壕，在崗地東側的石頭圩發(fā)現大面積生活區(qū)。

　　從2009年開始，凌家灘作為區(qū)域核心性遺址，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12年在含山縣召開的中國凌家灘文化論壇，正式命名了“凌家灘文化”，考古界專家們形成共識：凌家灘文化的出現開啟了一個嶄新時代，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曙光，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具有標志性地位。吳衛(wèi)紅感嘆：“這樣的斷語來之不易！”

　　2018年后，吳衛(wèi)紅離開考古一線，成為安徽大學的老師，可以向更多學生傳道授業(yè)。剛剛出版的《凌家灘：中華文明的先鋒》就是他的思考結晶。

　　用更多科技手段，對關鍵問題進行更細致的研究

　　2020年，凌家灘被納入新一輪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再次啟動，36歲的張小雷成為第三任領隊。經過連續(xù)3年的考古，又有了許多新發(fā)現，尤其是大型紅燒土遺跡片區(qū)，發(fā)掘面積達2000多平方米，初步證實為大型公共建筑。前不久，凌家灘考古入圍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

　　如今，凌家灘遺址考古工作站的條件大為改觀。當地政府將原有的5棟大糧倉進行整修再利用，從宿舍到工作區(qū)、到公園的相關展陳區(qū)，步行只要幾分鐘。考古工作站內，張小雷及其團隊正忙碌著。拍照、修復、繪圖……十多名工作人員有條不紊。

　　出工作站，我們跟隨張小雷來到了墓葬祭祀區(qū)西側廣場。現場搭建的大棚中是一個祭祀坑。“這里出土了各類遺物260余件，包括石器、玉器、陶器。石器多殘碎，但多數可以拼合，并有少量完整器。器形以石鉞為主，另有少量石錛。這些石器大多被燒過，器體多已白化，部分被燒變形。這為我們復原當時的祭祀場景提供了資料。”

　　在張小雷看來，前兩任領隊的工作為凌家灘考古奠定了無比扎實的基礎，他的任務就是通過更多科技手段、更多學科合作，對一些關鍵問題進行更細致的研究，為凌家灘的未解之謎找到答案。環(huán)境考古顯示，聚落變遷可能與巢湖流域的氣候由暖溫轉向干涼有關。通過對玉料、石料、玉石器制作技術的檢測分析，對當時的手工業(yè)分工和專門化生產有了進一步了解。通過研究，首次確證遺址核心區(qū)經過大規(guī)模人工營建，刷新了人們對當時社會組織管理程度的認知。

　　唐軍是凌家灘遺址管理處的“元老”，前不久在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聯盟聯席會議中獲得“杰出貢獻人物獎”。凌家灘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式掛牌，他最為欣慰，“原來占壓遺址本體的5個自然村、約1000戶村民順利完成了搬遷，考古工作者可以在公園內安心進行主動性發(fā)掘了。”

　　商合杭高鐵的含山南站，已經被來當地旅游的人習慣性地稱為“凌家灘站”，它距離凌家灘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只有兩公里多，十分方便。我們在公園里碰到的一批游客，剛看完杭州的良渚遺址，又來到凌家灘：“古人的選址真科學，北望太湖山，近處裕溪河連接著巢湖與長江，四周低洼，先民們就在中間稍高的崗地上生活、生產。”

　　多位考古學家的努力，已經為我們勾勒出5000多年前凌家灘先民的生活圖景：人們在這里種稻，兼及養(yǎng)殖、漁獵和采集，同時從事玉石器、陶器、紡織等手工業(yè)生產，高超的制玉技術深刻影響了周邊聚落。宗教活動在中心的大型祭壇舉辦，內外兩條環(huán)壕堪稱大型水利工程，護衛(wèi)著一方平安……（吳 焰 李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