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用于便捷服務的掃碼點餐開始“變味”，部分商家為了運營公眾號、擴大流量宣傳面等目的，強制消費者掃碼關注公眾號或小程序，繁瑣的操作流程、后續冗雜的廣告推送等困擾著消費者。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6條所規定的“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公平原則”背道而馳，監管機構理應大力整治這種掃碼亂象，保障消費者的公平交易權和自由選擇權。

　　作者：趙精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京科技創新中心研究基地副主任）

　　數字經濟時代，“掃碼點餐”早已處處可見，一鍵式下單、一屏盡覽所有菜品等功能不僅提升了顧客所享受到的服務質量，也讓“無紙點餐”經濟又環保，方便了餐飲商戶從前臺到后廚的流程化管理。然而，本以“便捷”為特征的“掃碼點餐”卻逐漸發生“異變”：本該是顧客自由選擇點餐方式，或是紙質菜單點菜，或是掃碼自行下單，統統變成了“強制性”“掃碼點餐”。更甚者，顧客開具餐飲發票，卻被餐飲商家要求“關注公眾號”才能開具電子發票。不少消費者對此種掃碼亂象頗為無奈，明明主打“便捷服務”的“掃碼點餐”緣何成為餐飲商家運營公眾號、以銷量換流量的“副業”工具？

　　從網上曝出的強制“掃碼點餐”事件來看，這種強制行為主要表現為三種形式：一是強制或以優惠服務誘導消費者關注商家的公眾號，并在商家的指引下進行會員賬號注冊，為此還要專門填寫個人信息（如手機號碼等）。二是僅提供“掃碼點餐”服務，即便面對部分年齡較大、不太會使用智能手機的消費者群體，商家仍然要求消費者進行“掃碼點餐”，其理由往往是“紙質菜單不夠”“人手不足”等。三是商家要求消費者關注的公眾號實際上并非商家的自營賬號，而是第三方營銷賬號，部分商家甚至未就該賬號的運營主體向消費者明確說明。

　　此類掃碼亂象早已不能用“商家為了盡可能降低人力成本和運營成本”這種簡單理由予以解釋，而是部分商家為了“養號”“賺取廣告費”等目的而刻意為之。最普遍的行為邏輯可解釋為，通過誘導消費者關注公眾號，短時間內獲取一定規模的用戶關注度，讓客戶量轉變為公眾號或小程序的流量。商家既可選擇通過接收推廣廣告獲取廣告費用，也可選擇“養肥之后”高價售賣公眾號。其實，這種短視的經營策略無異于飲鴆止渴，只會導致回頭客越來越少，并不利于餐飲行業長期穩定發展。

　　在法律層面，這種強制或變相強制“掃碼點餐”服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內容相悖，實質限制了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形式。第一，雖然餐飲商家能夠自主決定經營活動模式，但強制“掃碼點餐”服務實際上限制了消費者能夠選擇的服務模式，侵害了消費者的公平交易權和自由選擇權。因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明確規定，消費者有權自主選擇服務類型的權利，“掃碼點餐”并非是唯一獲取餐飲服務的必要條件，并且這種行為也有違民法典規定的誠實信用等基本原則，屬于單方面加重消費者義務。第二，餐飲商家在強制消費者關注公眾號、小程序時引導消費者利用個人信息注冊賬號，這一行為也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定的“在處理個人信息前，應當以顯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語言真實、準確、完整地向個人告知個人信息處理相關事項”，與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定的“最小必要原則”相悖。此外，這種“變相強迫”所獲得消費者“同意”也不是個人信息保護法所規定的“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確作出的”。特別是在涉及關注第三方公眾號時，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安全更無法得到保障。并且，民法典也明確規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商家的強制掃碼點餐構成侵權行為。第三，以強制“掃碼點餐”作為開具餐飲發票的前置條件，實質上是在設置發票開具的實際難度，如果因此減少發票開具量還有可能構成非法避稅。

　　由此可見，我國現行立法已經針對強制“掃碼點餐”等經營活動作出規定，明確了餐飲商家的強制義務，但這種掃碼亂象的治理除了需要立法明確責任主體之外，還需要在執法層面嚴格執法：餐飲商戶不能將“掃碼點餐”設置為消費者的“必選項”，應當提供必要的紙質菜單和人工點餐服務；監管部門需要重點監管被頻繁舉報投訴的餐飲商戶，尤其是針對“掃碼才能開具發票”的商戶，更需要對其繳稅行為進行核查；消費者面對強制“掃碼點餐”等無理要求時，可以向監管部門投訴舉報，情況嚴重的，亦可以向商家主張侵權責任；行業自律組織、消費者保護組織則需要引導餐飲行業形成良性的行業經營模式，杜絕各種不合理的強制“掃碼點餐”要求，如北京市消費者協會就明確要求餐飲商家不得強制消費者“掃碼點餐”。

　　總而言之，強制“掃碼點餐”看似“圈粉”，實則“脫粉”。商家唯有回歸到“優化服務質量”這一最初目的，才能留住客戶，實現銷量和流量的雙贏。否則，既喪失了長期經營的客戶信任，也可能為此承擔本不必要的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