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園是以保護具有國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態系統為主要目的，實現自然資源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陸域或海域，是自然生態系統最重要、自然景觀最獨特、自然遺產最精華、生物多樣性最富集的區域。國家公園不僅保護了珍貴的自然資源，還能為保障國家生態安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豐富的優質生態產品與服務功能。

　　國家公園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意義

　　首先，國家公園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國家公園踐行“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的關鍵路徑，是地方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抓手。

　　良好的生態蘊含著無窮的經濟價值，能夠源源不斷創造綜合效益，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國家公園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落實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建設的重要舉措，是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重要基礎工作，有利于正確把握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評估國家公園建設成效，挖掘生態保護蘊含的經濟價值，增強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其次，國家公園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對我國自然保護地體系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具有重要的引領示范作用。

　　按照要求，國家公園要實現生態保護、綠色發展、民生改善相統一。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到2035年，要顯著提高自然保護地管理效能和生態產品供給能力。

　　在建立國家公園生態產品價值評價體系、制定價值核算規范、推動價值核算結果應用的基礎上，可積極探索將國家公園生態產品的價值核算納入國民經濟核算中。國家公園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既是對“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路徑的積極踐行，也是對我國以國家公園為核心的自然保護地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有益探索，更是我國國家公園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要舉措，在理論與實踐上都具有重要意義。而做好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是促進國家公園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重要基礎。

　　國家公園生態產品價值核算亟待解決的問題

　　第一，國家生態產品類型多樣，跨地區管理增加了核算難度。國家公園邊界不同于行政區劃邊界，往往是由多個跨行政邊界的自然保護區整合而成，在空間上是一個地理范圍。跨行政區劃導致依據行政區所建立的統計資料可能無法為制定國家公園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提供幫助。例如武夷山國家公園，橫跨福建省和江西省，占地1280平方公里，兩地都分布著眾多的高山有機茶園。按照屬地統計資料，武夷山國家公園內的茶葉產品是分別統計的。如果將國家公園作為一個整體，分屬地統計的資料是無法滿足國家公園生態產品核算要求的。

　　第二，生態產品分類的認識模糊性造成核算結果虛高或遺漏。目前生態產品價值核算包括GEP（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核算、綠色GDP（國內生產總值）核算、生態元核算等三種方法，其中GEP核算受到廣泛關注。在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簡稱《意見》）之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自然資源部、財政部等部委已先期與深圳市、廈門市開展了GEP核算相關的試點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初步的GEP核算的地方技術規范。《意見》發布后，生態產品價值評估工作從試點走向全面鋪開，各級政府紛紛出臺地方的GEP核算技術規范用于評估本地區的生態產品價值。從現有的地方GEP核算技術規范看，生態產品主要分為供給服務產品、調節服務產品、文化服務產品三類，GEP核算基本上圍繞這三類產品開展評估。但是，有的地方在核算過程中出現重復計算的現象，導致核算結果虛高。此外，調節服務中較多地是對具有清晰概念、成熟算法的科目進行核算，卻容易遺漏一些尚不清晰且計算方法仍有待拓展的科目。以上是目前各地施行GEP核算尚待完善之處，特別是針對國家公園GEP核算的技術規范而言，我國各部門尚未發布專門的文件，國家公園的GEP核算仍有空白亟待填補。

　　第三，生態產品評估模型和參數的多樣性導致核算結果的不確定性。通常，同一種生態產品類型具有多種生物物理模型，不同模型之間的差異達到10倍之多。另外，同一模型因為率定參數不同也會導致核算結果出現顯著差異，因此，認可度普遍不高，現實中難以指導當地政策制定。

　　第四，國家公園具有生態保護和文化傳承雙重特征，文化服務缺乏特色難以真正量化國家公園的生態產品價值。國家公園的成立，旨在保護自然和文化遺產，傳承人類文明。我國國家公園地理特征各異，人類因其所處特殊的地理環境，在與自然共生發展歷程中形成了具有鮮明地理特征的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如祁連文化的石窟寺文化和古建筑文化、武夷文化的古閩越文化和茶文化、海南雨林文化的黎族民族文化等。對國家公園的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應該需要注重其文化服務，然而當前出臺的GEP核算技術規范對文化服務的分類不具有特色性，難以滿足國家公園文化傳承的定位。

　　推進國家公園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對策建議

　　通過對國家公園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梳理，可以發現，當前亟須建立面向國家公園的本地化核算體系。

　　一是建立科學的國家公園生態產品核算目錄。現有國家公園生態產品相關研究，其內涵特征沒有體現我國國家公園生態產品的特有屬性，缺乏對不同類型國家公園生態產品基本特征和功能屬性的總結提煉，國家公園生態產品概念模糊，價值構成不明晰。國家公園是以保護具有國家代表性的大面積自然生態系統為主要目的，如大熊貓、東北虎豹等瀕臨滅絕的動物以及生物多樣性最繁榮的三江源地帶，這些特殊屬性能夠生產特有的生態產品。因此，亟待對國家公園生態產品的概念和內涵外延特征以及分類進行研究，特別是對所處的地域文化進行深入挖掘，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國家公園生態產品清單。

　　二是建立可比的、認可度高的國家公園生態產品核算模型和本地化實物量參數庫和價值量參數庫。在建立國家公園生態產品清單的基礎上，需要建立明確的適合不同國家公園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生物物理模型和價值量評估模型。基于科學模型核算結果，固定統計模型結構和參數，設置詳查年份，同時開展多種模型核算，驗證核算結果并率定參數，使得同一國家公園不同時期的核算結果具有縱向可比性，同一時期不同國家公園的核算結果具有橫向可比性。同時，因為國家公園生態產品價值并不完全能由市場交易直接獲得，部分價值根據虛擬價值核算得出，因此可能會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變化出現較大差異，動態更新核算模型和本地參數庫是必要的考慮。

　　（作者分別為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原黨委書記、自然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