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小魚

　　《紅毯先生》的黑色幽默、荒誕不經(jīng)、冷峻無情確實并不適合春節(jié)，而更適合電影節(jié)。撇開各種場外因素不談，站在其他幾部同期上映的影片中間，本片確實顯得格格不入。因此，不管是票房還是口碑都在一定程度上遇冷，也算情理之中。或許我們更應該追問的是：為什么本片非要在春節(jié)檔擠破腦袋？

　　當然，答案可能也不重要。就像本片所描述的，這個世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難以理解和彼此溝通的，一個草臺班子既然能十分努力地搞砸一部電影，那么一不小心選錯了檔期，也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但本片對導演寧浩而言仍有不一般的意義。“瘋狂”系列的創(chuàng)作技巧曾為他帶來成功，也讓他面對爭議。而這一回，寧浩終于把自己所建構的電影類型扎扎實實地置于中國當代電影和當代現(xiàn)實的語境中，在風格上實現(xiàn)了一種由瘋癲喜劇向嚴肅悲喜劇的轉(zhuǎn)型。同時，作為一面另類的鏡子，我們也能通過《紅毯先生》更深刻地讀懂春節(jié)檔各大電影的成敗得失。

　　戲仿與荒誕的現(xiàn)實意義

　　寧浩電影的類型并非一目了然，可以說是有著混合與雜糅傾向的當代電影產(chǎn)物，因為他所模仿和借鑒的類型對象本身便具有面目模糊的不確定性——不管是好萊塢上世紀40年代以來的犯罪片、黑幫片，還是以昆汀·塔倫蒂諾、科恩兄弟等人為代表的當代黑色喜劇，都不足以概括和描述寧浩的作品風格。

　　因此，寧浩和他的“瘋狂”系列常常被貼上“后現(xiàn)代”的標簽。但問題在于，電影的類型是現(xiàn)實經(jīng)驗在人們心中的投射，絕非無中生有的獨創(chuàng)。如果說大蕭條時代下“美國夢”的幻滅成就了曾經(jīng)的犯罪片、黑幫片，而當代美國社會的意義分裂、價值虛無對應著黑色喜劇的荒誕感，那么中國語境中的“后現(xiàn)代”又該如何與它們相提并論？

　　正因為寧浩提供給大多數(shù)中國觀眾的是相對陌生的類型體驗，所以一種針對其作品的質(zhì)疑之聲始終揮之不去——除了商業(yè)性和娛樂性外，寧浩能不能為自己的創(chuàng)作注入真正的“本土化”？要知道，不管是戲仿還是拼貼，都不是他的首創(chuàng)。此前的張建亞、黃建新等導演都曾做過此類嘗試，最終都因水土不服而顯得曲高和寡。

　　但這一回，寧浩極為準確地把握住了本土經(jīng)驗。當影片中劉偉馳（劉德華飾）的公關團隊和他商量如何應對輿論危機時，小豬躍上桌面造成秩序崩壞的混亂場景無疑是本片的靈魂——當代社會中的太多人習慣于從自我的視角看待問題，直接結果就是無止境的沖突與撕裂。

　　劉偉馳不能理解導演的意圖——前者從情感的角度看待電影，后者從社會學的角度拍攝電影；劉偉馳不能理解殺豬農(nóng)戶的心理——前者習慣了“逢場作戲”，后者則相信民間的江湖義氣；劉偉馳也不能理解網(wǎng)友的批評——前者認為認真拍戲沒有錯，但后者只看得到他對動物的“傷害”……

　　寧浩之前作品中的小人物之間也有沖突和誤會，但畢竟共處一個平等的現(xiàn)實平臺。然而在《紅毯先生》中，我們看到的是各階層、各群體之間難以彌合的社會性分裂和疏離。正如片中導演對劉偉馳所說的——這部電影的關鍵詞應該是“溝通”。

　　有意思的是，不少網(wǎng)友給本片打低分的理由是：財富、地位、名聲樣樣不缺的劉偉馳竟然還會感慨“懷才不遇”，映射出的是導演的“自戀”與“枯竭”。且不論這種觀點正確與否，戲內(nèi)戲外的奇妙互文或許再次印證了寧浩的觀察——換位思考和將心比心早已經(jīng)成為當代社會的稀缺物。

　　寧浩的冷靜與糾結

　　中國電影從不缺乏小人物的故事。傳統(tǒng)的底層敘事總是讓小人物占據(jù)一個道德的制高點：他們盡管受盡欺凌但永遠心地善良，并且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轉(zhuǎn)變命運。雖然他們的嘗試大多以失敗而告終，卻總能獲得廣大觀眾的同情與喜愛。

　　而寧浩為中國喜劇電影開辟了另一條道路。一方面，他的作品同樣在講述小人物如何努力生存，維護自身尊嚴的故事；另一方面，他也吸收了好萊塢黑色喜劇的特點，用電影人物的自私怯懦、自作聰明和機關算盡映射現(xiàn)實世界的荒唐可笑，以及當代人的焦躁欲望和倉皇無助。

　　簡單地說，寧浩用荒誕和鬧劇的手法展現(xiàn)了社會的多元化和復雜性。他并不認同那些刻板印象，更不相信那些關于“成功”與“奮斗”的童話。因此，《紅毯先生》里的劉偉馳越是努力、投入，他距離自己的理想也必然越來越遠。

　　比如，拍攝過程中導演假戲真做暴打投資人，而一旁劉偉馳無助的表情倒是很“入戲”。如果按照一般的套路，完全可以讓這個大明星因禍得福，荒誕地得一次獎，實現(xiàn)夙愿，把喜劇效果拉滿。但寧浩偏不，堅決拒絕所謂的“戲劇高潮”和峰回路轉(zhuǎn)，反而讓電影情緒一路走低。

　　整部電影的冷峻氣質(zhì)來自寧浩的冷靜思考。但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在與公眾的預期“較勁”。沒有了峰回路轉(zhuǎn)的情緒釋放，也沒有了精確計算的情緒拿捏，廣大觀眾一直在意外與郁悶的感受中徘徊，自然不可能有太愉快的觀影體驗。

　　《紅毯先生》中反復出現(xiàn)的意象“豬”，很明顯是在呼應奉俊昊的《玉子》、庫斯圖里卡的《黑貓白貓》，想要表達的是狂歡精神與自嘲意味——只不過與其相比，寧浩的諷刺和挖掘又不夠深入。就拿電影的結尾來說，劉偉馳似乎有了反省的意識，但事實上一切照舊。他的道歉視頻終究沒有發(fā)出去，也沒向離婚的妻子承認錯誤，只是踉踉蹌蹌踏上了此前頗為抗拒的平衡車——糾結過后，只能退回內(nèi)心，求一個平衡。

　　就此而言，寧浩和魏書鈞一樣，都致力于解構世界的表象，但給不出解決方案，始終陷在某種悲觀和焦慮的情緒之中。當然，世間太多問題本就無解，電影也無能為力。

　　《紅毯先生》與春節(jié)檔

　　究其本質(zhì)，《紅毯先生》仍是一部關于如何“拍電影”的電影。片中的影星劉偉馳和導演林浩看待問題的角度不同，但功利主義的出發(fā)點其實是一致的——前者希望用“父愛”的情感感動觀眾，而后者希望用“溝通”的主題打動電影節(jié)評委。正因此，兩人越是在拍攝過程中用力，也就會距離真正的藝術創(chuàng)作越遠。

　　類比春節(jié)檔，劉偉馳的想法對應的正是《熱辣滾燙》《飛馳人生2》，它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以“勵志”“奮斗”為主題；而林浩的想法對應的正是《第二十條》，希望用社會性的話題引發(fā)全民關注。

　　這些作品的問題也是一致的——要么用“愛自己”“不必在乎別人的看法”之類的熱搜話題迎合觀眾口味，要么在法律爭議已取得社會共識后再“安全”地介入。總之，都透露出十分精心的“算計”，比起拍電影，更像是在組裝產(chǎn)品。

　　但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將《紅毯先生》視作對它們的“諷刺”。一方面，劉偉馳堅持不用替身、親自騎馬的行為，正如賈玲一年內(nèi)減肥100斤的壯舉，應該得到肯定和贊揚；另一方面，對投資人很不感冒的林浩最終還是離不開他們的支持，既然如此，利用熱點話題獲取流量似乎也不難理解。事實是，和其他電影驕人的票房成績相比，《紅毯先生》才是春節(jié)檔里更落寞的存在，盡管誰都不能否認它的藝術追求。

　　因此，寧浩通過本片表達的或許并不是魏書鈞式的憤懣和不平，而是一種揮之不去的困惑——電影到底該怎么拍？劉偉馳錯了嗎？林浩又錯了嗎？目前來看，他也沒有答案。《紅毯先生》里的商人說“電影就是nothing(無關緊要)”，不如直接變成賣產(chǎn)品的廣告。寧浩對此當然不能茍同。可是，他也同樣需要“資方”帶來的資源和人脈，需要電影節(jié)獎項帶來的榮譽加持，需要“紅毯先生”帶來的明星光環(huán)。

　　不少觀眾反映“看不懂”《紅毯先生》。其實，這不只是文本晦澀的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寧浩本人正處于焦慮與迷茫中。這也不僅是這部影片的問題，而是反映了當下中國電影市場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如何在商業(yè)盈利與藝術追求、市場營銷與深刻思考之間取得平衡？劉偉馳順利地踩上了平衡車，而寧浩們還沒有。